????●人們容易把“高等教育”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作為一種“產品”，籠統地估價成本。然而，現代大學遠不僅是為學生開辦的，高等學校其實同時生產著四種社會產品：公共知識、社會監督與批判、市場交換產品和教育教學服務，學生接受的教育只應當是其中的部分，“成本分擔”也只應當分擔這屬于自己的部分成本。

????●由于沒有不同產品的成本核算，主要根據總成本確定高校的學費，這在事實上形成高等學校比較嚴重的成本“交叉補貼”，學校其他活動的部分成本被轉嫁到了為學生提供教育教學服務的成本上，高等學校的公務用汽車、招待等方面的費用也被作為教育的成本等等。我國高校的辦學成本在迅速攀升，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成本病”“奢華病”，類似奢華的校門、建高爾夫球場等屢見報端，高校經費使用的效率越來越受到質疑。

????高等教育學費是當前一個備受矚目的社會話題，“大學學費10年竟漲20倍”、“內地大學收費相對全球最貴”這樣的標題屢見報端。我國高校是否存在“高收費”？如何理性看待我國高校的學費水平？社會公眾需要對此有一個權威的解釋。高校收費作為一項公共政策，應當能夠經得起公眾的質疑，對于“高校為什么要收費”“究竟應當收取多少學費”這些問題的回答，應當有令人信服的依據。

????就目前看，高校收費是一種國際趨勢，是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收益認識的變化而逐步加強的。上世紀50年代末，貝克爾和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理論后，世界各國普遍認為，投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可以有效增加國民財富，是實現國強民富的重要途徑。其中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最為接近，因而應當是公共財政投資最有收益的部分，于是世界各國主要用公共財政大規模擴大高等教育。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并沒有帶來人們期望的經濟發展，相反一些國家和地區片面發展高等教育導致的“過度高等教育”對社會穩定帶來顯著影響，人們對高等教育投資的社會收益提出懷疑。到80年代初期，西方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結論認為，接受高等教育的個人收益率高于社會收益率，因而以美國約翰斯通教授為代表的一些教育經濟學家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理論，認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應當依據各自的收益分擔高等教育的成本，而不能過多依賴公共財政的支持。這樣的理論迅速為陷入財政困難的各國政府所接受和采用，80年代以來形成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學費迅速上漲的潮流，這樣的趨勢目前還在擴大中。

????根據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理論，受益者應當分擔部分高等教育的成本，這樣的結論容易為人們接受。但高等教育的成本是多少，應當由誰來核算、如何核算，如何進行成本分擔，這些問題卻常常為人們忽視。由于沒有明確的核算標準和要求，我國高校通常采用當年的經常性項目開支總額除以折合當量的學生數（將碩士生、博士生、專科生等折合為標準的本科生人數），也就是將學校的全部日常開支均攤到每一個學生的身上作為高校的生均成本，學費主要依據成本的一定比例來確定（比如25%）。

????事實上這里隱含著很大的玄機，現實中人們容易把“高等教育”這樣一個模糊的概念作為一種“產品”，籠統地估價成本，盲目地接受提高收費。然而，現代大學遠不僅是為學生開辦的，高等學校其實同時生產著四種社會產品：公共知識、社會監督與批判、市場交換產品和教育教學服務，學生接受的教育只應當是其中的部分，“成本分擔”也只應當分擔這屬于自己的部分成本。

????高深知識的探究是大學的生命基礎，高等學校把產出“社會知識”作為自己的使命，今天大學的大量基礎研究和純粹的學術研究，所創造的高深知識，主要是為社會無償占有的，表現出共有、共用、非排他的特性，因此這是大學從事的一種公共生產，是高等學校所產出的一種“公共產品”，理所當然應當由政府代表全社會用公共財政“埋單”。

????高等學校的存在是一種社會公益性事業，大學引導社會精神、促進社會文明、反思和批判社會行為的作用是其他社會機構所不能替代的，實際是高等學校在今天貢獻給社會的最有意義的“產品”，這當然也是一種“公共產品”。

????今天的高等學校直接參與社會經濟建設，使高校獲得新的生機和活力，提供直接用于交換的社會產品，這樣的生產活動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轉讓自己的研究成果（出賣知識產品），或者直接將其轉化為社會產品出售；另一種是接受社會組織的委托，從事專項的研究開發工作。無論哪種形式，都是社會商業活動，這樣的成本只能通過市場交換實現。

????作為一個教育機構，教育教學活動一直是高校最主要的活動，學生得到的這些“教育教學服務”才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受益”部分，學生理應為此支付部分成本。從教育經濟學上講，學生接受這樣的教育服務，將來工作后個人獲得更高的勞動收益，但社會也獲得收益，社會收益既包括對稅收的貢獻，也包括對社會責任、社會文明發展的貢獻，因此所謂的“成本分擔”應當是僅僅對這部分成本的分擔。

????但在高等教育運行中，最大程度模糊高等教育的成本構成，堅持全成本“分擔”的收費原則，無形之中既可以掩蓋高等學校運行效率不高的事實，也可以減少要求政府增加高等教育公共投資的壓力。由于沒有不同產品的成本核算，主要根據總成本確定高校的學費，這在事實上形成高等學校比較嚴重的成本“交叉補貼”，學校其他活動的部分成本被轉嫁到了為學生提供教育教學服務的成本上：一些高校的“創收活動”使用的是學校的教學科研設備與設施而不需要支付成本，因而可以用更有競爭力的價格出售并獲利；政府的課題經費不考慮研究者的勞動投入成本（工資）；高等學校的公務用汽車、招待等方面的費用也被作為教育的成本等等。

????收費、撥款主要依據總成本確定，高校的成本越高就可以得到越高的收費和撥款（即使比例相同），因此我國高校的辦學成本在迅速攀升，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成本病”“奢華病”，類似奢華的校門、建高爾夫球場等屢見報端，高校經費使用的效率越來越受到質疑。

????高等學校的學生應當負擔的是自己所獲得的教育教學服務的成本以及其他共同分擔的成本。學生接受不同的高等教育就應當分擔各不相同的成本，如果直接用于教學活動的成本高，對于學生來講是“物有所值”的，是應當負擔的。如果高等學校提供的“公共產品”多，就應當得到更多公共財政的撥款，實行“政府采購”。市場交換的部分就應當以成本為基礎等價交換。

????對高等學校實行按“產品”的成本核算，將收費標準與成本相結合，與公共撥款的分配相結合，就可以提供有力的收費依據，就可以推動高等學校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從根本上抑制高等教育收費的不斷上升趨勢，解決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推動和諧社會的建設。降低高校成本、控制高等教育學費、醫治“成本病”“奢華病”，最有效的藥方就是實行“陽光核算”，將教育教學活動的實際直接成本、應當分攤的公共成本計算清楚，攤在陽光下，明明白白收費，清清楚楚撥款。（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領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導）

????（來源：文匯報2006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