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國參與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的全球治理的基本方案，已經得到聯合國及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也應該看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仍受到一些國家的質疑，甚至不少人對于如何有效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真正落地、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遵循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有必要從價值觀層面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進行深化研究。生態集體主義切合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需求；生態集體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具有哲學、文化學、環境倫理學等學理依據；化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困境需要發揮生態集體主義的價值引領作用。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生態集體主義 全球治理 環境倫理

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緣經濟政治利益博弈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危機、生態惡化、社會動蕩等國際安全不確定因素驟增的大背景下，聯合國及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并將其視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特效藥”而多次寫入聯合國的相關決議。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依然受到西方發達國家及其追隨者的質疑，甚至不少人對于如何才能有效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真正落地繼而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遵循，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有必要從價值觀基礎的層面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進行深化研究。在多年的研究中，筆者認為，生態集體主義可以而且能夠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因為生態集體主義的概念形成過程彰顯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追求，而且本身具有深厚的學理基礎。

生態集體主義切合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需求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生態集體主義是集體主義價值觀在后工業文明時代伴隨著生態文明建設實踐而呈現的一種新的歷史形態，是指“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文明觀為指導，視人、自然、社會于一體，著力處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矛盾與沖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保證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原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全新的核心價值觀作為基礎，而生態集體主義為更好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重要價值觀基礎和遵循。

1.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有效統合人、自然、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價值觀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正式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目的是要與世界各國在平等互信、包容互鑒的基礎上做到合作共贏。在2015年聯合國第七十屆大會上，習近平首次闡述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2017年1月，習近平在聯合國的一次演講中，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目標內涵概括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從習近平這兩次講話的相關內容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相互關聯、先后遞進的兩類價值關系：一是人與人（包括人與社會、人與國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價值關系，二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關系。前一種價值關系屬于社會倫理范疇，后一種價值關系屬于生態倫理范疇。

由此也可以分析出，要促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必須從闡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去努力，同時這種作為基礎的價值觀必須能夠將人與人之間的價值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關系有機統合起來，進行“人與社會和自然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構筑”。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關系理論也為我們進行“人與社會和自然間價值關系的整體構筑”提供了方法論啟示。馬克思曾經指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而滿足人們需要的外界關系無非兩種：一種是結成普遍社會關系的他人（擴大為社會、民族、國家），另一種是結成普遍生態關系的大自然。價值世界內在地包含人與人的價值關系和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這兩類價值關系既統一于人自身，又制約著人自身。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受資本邏輯的驅動和作用，人與人的價值關系和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都發生了異化，使得人失去了確證人自身本質的重要方面即自由。因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不能只考慮人與人的關系，而忽視或輕視人與自然的關系。

另外，基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本分析，未來社會一定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兩大矛盾關系真正得到和解的自由人聯合體，這個聯合體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述的相對于虛假的共同體的真實的共同體。無論是真實的共同體，還是自由人聯合體，其價值觀基礎必然是全新的能夠融合人與人的社會倫理關系和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關系于一體從而對人、自然、社會三者之間價值關系進行整體性構筑的價值觀。對于我們這個時代而言，進行協調處理人、自然、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價值觀整體性構筑的重要中介力量是社會，具體表現為治理社會的主體——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也只有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確保作為共同體的社會實現馬克思的下述理想：“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

在對人、自然、社會三者之間價值關系進行整體性構筑的價值觀中，中國調整人與人的社會倫理關系的價值觀是集體主義價值觀，它區別于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調整人與自然的生態倫理關系的價值觀，可以稱為生態價值觀。對集體主義價值觀與生態價值觀的整體性構筑，形成統一協調處理人、自然、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全新價值觀——我們把它稱為生態集體主義。生態集體主義作為一種嶄新的整體價值觀，完全符合將人、自然、社會視為統一整體的唯物史觀，“是對人道主義歷史觀將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加以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的價值觀念的根本超越”。

2. 生態集體主義概念的形成蘊含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動因

自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顯現和日趨嚴重，生態學開始孕育并逐漸發展為一門獨立學科。德國哲學家恩斯特·海克爾在1886年出版的《生物體普通形態學》中，使用了以有機體與周圍環境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生態學”概念，提出要在以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研究中心的基礎上進一步理解和把握人與人的關系，從而為生態集體主義概念的形成初步奠定了的基礎。1910年赫爾曼·萊茵海默在《合作進化：生物經濟學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生態的集體主義思想。他將生態的集體主義同經濟的社會化大生產聯系起來，認為物種之間既有競爭又有合作，是分工和協作的整體，將植物、動物、微生物與環境聯系起來，揭示了生態系統生產、加工、消費、分解的關系，在更高層次上論證了自然的秩序。應該說，赫爾曼·萊茵海默的“生態的集體主義”思想為我們今天提出和構建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思想借鑒。

我國學者甘紹平在著作《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2002年出版）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生態集體主義的概念。該著作指出，“在市場經濟的效益至上原則的統攝下，單純的生態集體主義缺乏受到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的現實基礎，缺乏感召力、更沒有約束力”。從他的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對于生態集體主義應該是認同的，但認為缺少適合生態集體主義思想成長的土壤。2012年后，隨著黨的十八大將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布局的一部分，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隨著習近平強調“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斷創造更好的生態條件”，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由人與自然組成的生態共同體和由人與人組成的社會共同體一樣，都對人類的生活有著決定性影響，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終于有了研究和踐行的現實條件和客觀基礎。

從上述生態集體主義概念的形成過程來看，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本身就蘊含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心和使命，既為調節由人與人組成的社會共同體服務，也為調節由人與自然組成的生態共同體服務。而我們所要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也涉及社會共同體和生態共同體，是社會共同體和生態共同體的有機統一。從這個意義說，生態集體主義概念的形成蘊含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動因，即“同世界各國一道，維護世界和平，捍衛公平正義，推進共同繁榮”，“努力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既努力建設以“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為核心的伙伴關系，又努力構筑以“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為核心的生態體系，使中國始終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3. 生態集體主義能夠為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價值遵循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判斷新思想新目標新要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要達到的價值目標也更為清晰，即為國際社會謀安全發展、為世界人民謀和平幸福。生態集體主義作為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最新歷史形態，致力于使協調生態倫理關系（人與自然）的生態共同體和協調社會倫理關系（人與人）的社會共同體之間內在穩定、協調和諧、有序發展，更能從價值的高度闡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意義和時代價值。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面對世界經濟的復雜形勢和全球性問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一枝獨秀”，國際社會的經濟交往的普遍性和縱深性導致了文明的沖突、思想的多元和生態的失衡，需要生態集體主義從價值觀的層面重新審視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在其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得到世界人民和國際組織的廣泛認同、支持和踐行。

習近平強調指出：“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一個國家能否提出引領世界和時代發展潮流、滿足當今時代世界各國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要進步之美好愿望的核心價值觀，是這個國家是否具有強大文化軟實力的關鍵所在。對于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說，要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讓國際社會更好地認同和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就必須努力提高我國在價值觀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在當今世界，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更能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系統性、道義性、科學性、和平性、包容性，更能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人類的共同價值，更能增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話語權并牢牢占據人類道義和時代發展的制高點，更能推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的建立。以生態集體主義為重要價值觀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從價值觀層面理解和認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從而理性、平和、友善地對待中國的和平崛起、接受中國的合作共贏、響應中國的智慧方案，建設和平發展、生態良好、人類幸福的地球美好家園。

生態集體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價值觀基礎的學理依據

生態集體主義是否成立？是否能夠同時滿足社會共同體和生態共同體這兩類價值關系調整的要求，繼而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這兩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即生態集體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有沒有學理依據。通過研究，筆者認為，生態集體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具有哲學、文化學、環境倫理學等的學理依據。

1. 哲學依據：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構建自由人聯合體需要處理好的“兩大關系”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作為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偉大設計者，針對資本邏輯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社會兩大關系“腫瘤”，提出未來理想社會必須做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人與人和諧共處。正如馬克思所說，“這種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那為何一直以來，人們只關注到馬克思、恩格斯對人與人的關系的闡述，沒有充分關注到他們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闡述呢？這是由于在他們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是勞資矛盾和由此衍生出來的人與機器的矛盾，這種矛盾還滲透著資本邏輯造成的勞動異化及人的本質的異化，且正是這種異化加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矛盾這一“腫瘤”的惡化。這也就使得那個特定時代的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解放作為最高目標，通過著書立說，竭力闡述消除勞動異化、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人的本質回歸繼而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革命路徑。這一重點關注也使得后來投身于社會革命洪流的馬克思主義者，將研究的目光更多聚焦于馬克思、恩格斯的人與人關系思想——指導幫助無產階級實現自身的解放和全人類的解放，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友愛、團結、互助。這使得集體主義價值觀在構建的一開始沒有能夠真正體現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兩大關系和諧統一的思想，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被后來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所“淹沒”。

歷史的車輪行進到今天，當人們驚嘆于近代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發達的生產力和豐富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驚恐于工業文明給全人類帶來的糟糕環境和生態危機。生態惡化的嚴峻現實告誡我們，全世界必須努力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審視全球治理中的各種問題，包括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認真挖掘馬克思、恩格斯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思想。恩格斯在全面體現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名著《自然辯證法》中，特別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指出人對自然征服的每次勝利都會引起自然界非常無情的報復。這就要求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必須響應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沖鋒號”，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其價值調整范圍，并將自身發展成生態集體主義。事實上，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觀念里，“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人，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這就是說，人類歷史的發展本身就是人與自然、人與人兩類關系的發展史，并且這兩類關系也是相互制約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構建自由人聯合體需要處理好的“兩大關系”思想，為將生態集體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提供了哲學依據。

2. 文化學依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社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價值理念

中華傳統文化宛如繁星璀璨，除了旨在促進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系列價值觀念以外，還不乏解決當代生態危機——人與自然之間尖銳矛盾的文化“藥方”。這也是西方專家學者、國家政要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危機束手無策，轉而從中華傳統觀文化中尋求解決生態危機之“良方”的重要原因。匯聚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心聲的《巴黎宣言》（1988年發表）曾呼吁：“人類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華傳統文化有關生態環境保護的珍貴思想遺產，不僅有儒家的生態文化智慧，而且有道家和佛家的生態文化智慧。這三家的生態文化智慧有個內在統一的特點——都重視和倡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四點。

首先，自覺承擔人對自然的道德責任。中國古代非常重視人對自然的尊重與維護，不像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把征服自然作為賺取更多剩余價值的方式，而是將人與自然視為命運相連、共生共榮的生命共同體，要求每個人都尊重自然。《易傳·系辭上》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士孰乎仁，故能愛。”《禮記·中庸》說：“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上述兩段話中提出的“不違”“不過”“不憂”“能愛”“不相害”“不相悖”等，實質就是為了達到人與大自然的和諧而對后人提出的生態道德要求。另外，基于天、人德性相通之考量，孟子提出了存心、養性、事天的生態價值觀。

其次，強調尊重外在于人的自然規律。老子明確提出“道法自然”，主張所有人都應該恪守自然規律，做到取予有時，耗用有度，以保證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生態平衡及和諧共生發展。孔子倡言“畏天命”，要求人們敬畏大自然的內在規律。孟子則語重心長地疾呼“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離婁章句上》），指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這就等于告訴作為中華生態文化傳承者的我們，必須嚴格遵循自然規律去利用和保護大自然，這樣大自然才不會報復人類，并饋贈人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各種資源，以保證我國國民經濟的內在穩定、永續發展。

再次，不斷維護“萬物平等”的生態權利。在這方面，儒家始終堅持以平等之心對待世間萬物、從而實現作為自然的人與作為人的外在自然之間齊生共榮的理念，始終追求“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的生態價值；道家則要求人們“常行慈心，憨濟一切”，尊重大自然所有生物的自然權利，將不傷害生靈、用慈愛之心保護動植物視為人生修煉的必備信念；佛家提倡天地萬物一律平等且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生存的權利，倡導“放生”，禁止“殺生”，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時常彰顯出慈悲為懷的生態情結。

最后，理性平和地節制自身可能膨脹的自然欲望。儒家自始至終都在主張“惠而不費”“欲而不貪”“泰而不驕”（《論語·堯曰》），反對一切不必要的豪華與奢侈；道家認為“人本自然”，人類必須節制自身的欲望，努力做到順應自然、清靜恬淡、返璞歸真，自覺追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道德經》）和“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經》）的生活；佛家倡導“四大皆空”，要求塵民通過各種努力尋找到心靈解脫的鑰匙，不再因“貪、嗔、癡”等而整天煩惱。

上述中華傳統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價值觀，本身也蘊含著基于人與自然的關系而發生的人與人的關系，質言之，沒有人與自然的“天人合一”，人與人的關系也不會達到“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這就是說，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是辯證統一、不可分割的，由此也使得生態集體主義和以生態集體主義為重要價值觀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了可資借鑒的文化學依據。

3. 環境倫理學依據：道德除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應調整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

西方環境倫理學一直以來始終關注的一個最為核心的問題是：“道德應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間的關系。”經過多年的研究，他們一致認為：“倫理學應從只關心人（或他們的上帝）擴展到關心動物、植物、巖石、甚至一般意義上的大自然或環境。”由此，筆者認為生態集體主義是對傳統社會倫理學的重大突破。基于這種突破，“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應被視為一種由倫理原則調節或制約的關系”。這種突破能夠使生態集體主義獲得有關環境道德倫理研究的學理性支持。

在西方社會，倫理學從只關心人及人與人的關系到也關心自然及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有一個漸進的演化過程。但至近代早期，倫理領域的擴展主要停留于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的關系還沒有成為倫理思考的主題，這導致“天賦權利不是起源于普遍適用于人與動物的基本的公正原則”。但隨著17、18世紀相對于社會共同體的“廣延共同體”（expanded community）概念的出現，人們開始意識到“世界并不僅僅是為了人類而存在的”，人和自然環境屬于同一個共同體，必須正視人與環境的倫理關系。20世紀中葉，被稱為現代環境倫理學之父的奧爾多·利奧波德在其《沙鄉年鑒》（1949年出版）中闡述了“大地倫理”，成為“‘預見到把倫理學擴展成生物倫理學’的思想先鋒”。1962年，蕾節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成為生態價值觀演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為她提出倫理學不能只關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要關心人與所有生命的關系，否則我們就不會真正變得文明起來。20世紀70年代以后，許多哲學家開始積極探索和思考“人與整個生物世界以及范圍更廣的外部世界之間的關系的倫理意蘊”，并形成這樣的共識：“自然共同體”也應獲得人類的倫理關懷，“人類應作為一個成員而非主人投入生命共同體的懷抱”。

從西方倫理學有關道德共同體范圍的不斷拓展，以及從只關注社會倫理到既關注社會倫理又關注自然倫理的演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環境倫理對人的生存環境的高度關注，要求人們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樣對待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從而使以生態集體主義為重要價值觀基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不但具有人本關懷而且具有生態關懷，大大促進和諧世界和地球美好家園建設。

化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困境需要發揮生態集體主義的價值引領作用

盡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得到聯合國及不少國家的認同和支持，但依然面臨諸多的現實困境，這就需要用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來化解這些困境，并努力消除國際社會的誤解和不滿，從而更好地發揮生態集體主義的價值引領作用。

1.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現實困境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國在新時代致力于全球治理而提供給世界各國的中國方案，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在對外傳播方面存在著諸多現實困境，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能力不夠強大，不能在國際上形成話語的中國氣派和中國優勢，影響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向國際社會廣泛傳播的可信度和有效度。目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對外傳播主體主要是官方掌控的傳媒等，非政治外交領域的出場域不寬、出境率不高、發聲度不夠，造成內熱外冷的景象。對外傳播的話語內容以外交話語為主，高度凝練，缺乏廣度深度兼具的國際議題配合，顯得簡單重復。對外傳播重視聯合國的相關支持和接納，與其他國際性組織、民間團體和學術團體缺乏必要的交流、研討，在諸多國際場合到達不了“話語高地”。

第二，國際社會對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抹黑和質疑，使得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受到諸多的消極影響，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特別是發達國家以“小人之心”通過制造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來宣揚中國“國強必霸”，誣蔑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實目的是要謀求世界霸權、統治世界人民，竭力利用他們在國際社會的話語優勢丑化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認為我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的翻版，大肆宣揚“中國威脅”，并在窮盡各種鬼魅伎倆打擊、扼制、分裂中國的同時鼓動眾多信息不對稱、不明真相和事理的國家加入他們的行列以對抗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

第三，美國及其盟國等對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扼制，使得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遇到阻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具有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人民所固有的理想主義色彩，是對國際社會未來發展的美好憧憬。但是，有些國家對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的真實意圖存在懷疑和憂慮，美國等不僅對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表現出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還制定各種相應的戰略與政策破壞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和其他相關沖突，反映了西方的一種“修昔底德心態”，他們認為我國和他們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間出現了很深的利益矛盾和沖突。

2. 解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困境需要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助力

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遭遇的種種困境的破解，需要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體、內容、客體等多方面進行。但由于滲透其中的價值觀是影響全球治理模式往何處發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因而價值觀的革命和重新抉擇就顯得非常關鍵。傳統的以鄰為壑、零和博弈的全球治理模式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邏輯及其背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西方少數發達國家長期利用其軍事和科技優勢，通過制定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國際規則來操控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并對本國與他國實行雙重標準。只要其他國家具有不利于本國利益（哪怕是不當利益）的因素，西方少數發達國家就會動用一切所謂“正當”的流氓手段進行打壓，使得整個世界面臨諸多的風險，人類處于多領域的危機之中。特別是美國，自特朗普擔任總統以來，實行美國優先戰略，到處“退群”并與世界人民為敵，對于“不聽話”的國家動輒制裁或動用武力，同時還對威脅其霸主地位的國家采用包括策動顏色革命在內的各種遏制和破壞手段，使得國際社會出現各種對抗與不公。正視困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必須透視和剖析西方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模式中的價值觀及其偽善本質，讓全世界人民看清排斥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西方少數發達國家的真實目的和丑惡嘴臉，在此基礎上借助各種傳媒手段和學術聲音，全方位地向世界闡釋和宣傳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及其價值目標。

轉向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是一場具有深刻和長遠意義的價值觀革命。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既克服了傳統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只重視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調整而忽視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調整這一價值觀方面的片面性，也有效避免了極端個人主義的對他人、社會、國家乃至大自然的公德心缺失和不負責任；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能夠促進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使每個人既是道德基礎上的社會經濟人，又是道德基礎上的自然生態人。當今時代的各個國家受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社會信息化的深刻影響，早已形成了“利益交融、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將生態集體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要求以系統而又公正的決策思維整體地思考和解決全球面臨的治理問題，如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貧富差距變大和氣候變化等問題。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全球治理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碎片化、無序化、低效化的傾向，亟須用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來幫助國際社會充分認識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從而使全球治理朝著有意識的集體行動的方向努力，徹底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治理”“信任”“發展”三大赤字。

3. 以生態集體主義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有利于消除國際社會的誤解

站在“世界-生態”的新高度，生態集體主義充分運用倫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的相關理論，重新整體、立體、系統地審視個人、社會和自然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強調公共權力機構或公認有效的國際組織應充分保障和促進由個人、社會、自然所組成的生命共同體的內在和諧與平衡，以促進整個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生態集體主義堅持事關每個人共同利益的集體利益高于單個的與他人不相關聯的個人利益，堅持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高于任何一國的個體利益；生態集體主義堅持人本邏輯，尊重和保護每個人、每個國家的合法權益；生態集體主義堅持發展邏輯，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自然的最大和諧、有序、永續發展。由于生態集體主義作為價值觀具有一種大公無私的品質，因而能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幫助世界人民消除對中國的誤解，為有效解決國際社會的經濟增長動能不足、恐怖主義盛行、金融風險加劇、資源枯竭加速、自然生態惡化、戰爭隱患增多等問題貢獻中國的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曾經指出：“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要消除目前國際上存在的對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種種誤解，首先必須解決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在學術論壇上“失聲”的問題。換言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要有官方的政治主張和外交努力，而且要有學術界的廣泛交流研討和媒體的廣泛傳播，實現由政治話語、外交話語向學術話語的轉變，繼而為由學術話語向大眾話語的轉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最終得到國際社會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接納奠定堅實的學理基礎和群眾基礎。中國學者要努力借助國際各種學術論壇的平臺，讓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和政要認識到生態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認識到以生態集體主義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觀基礎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諸多優秀品質，如始終崇尚和平、和睦、和諧，堅持“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睦鄰友邦”“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特別是我國自古就提出“國雖大，好戰必亡”的箴言，相信“大象打架，草地遭殃”的道理。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

總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要想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和踐行，必須從價值觀的基礎層面進行努力。生態集體主義既反對西方社會長期堅持并引起西方社會不斷反思的個人主義，又融入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倡導的生態價值觀元素，成為能夠涵蓋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能夠科學系統地闡述為解決當今世界全球治理一系列難題而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中國方案的科學性與實踐性的價值觀，必將大大增強我國在此領域的學術話語力、傳播力、影響力，更好地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