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成了2020年中國乃至于世界的首號“網紅”，兩個多月來的疫情防控成效顯著，各種戰“疫”、抗“疫”策略層出不窮；種種關于“疫情防控”的專題與動態頻繁見諸于各大媒體。在病毒面前，各階層人士同呼吸、共命運，深刻體會了“命運共同體”的生死奧義。

然而，毋庸否認，本次病毒疫情造成的災難，無論是各階層同胞猝不及防甚至來不及告別的傷亡，還是對國民經濟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的重創，都可謂極其慘重，遠非2003年的非典可比。由此以來，“疫情”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對其恨之入骨、欲誅之而后快，便不難理解。

不過，除了表達慘重傷害后的痛恨之外，或許我們也應留意“疫情防控”中所突顯的“正面”信息，而這些“正面”信息或許才是日后伴隨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和希望之所在。從倫理學角度而言，至少兩點是不容忽視的，那便是“公德意識”的養成和對“多元他者”的尊重。

一、“公德意識”與私德重建

自梁啟超《新民說》論述國民的“公德”、“私德”以來，無論是其本土后繼者還是國外學者對于中國國民的印象便是“公德意識缺乏”：重私德而輕公德。這自然是中國國民步入現代社會的一大障礙，因此，要培養大家的公德意識便成為題中的應有之義。后來費孝通先生在其《鄉土中國》中對此現象予以生動的刻畫和發揮，我們讀后感覺也正是那樣，“自掃門前雪”的印象似乎更深入人心，對于公共秩序、公共衛生、公共健康，似乎只是“公地悲劇”的寫照。再后來李澤厚先生提出“公德”和“私德”的區分，前者側重社會性道德（公德），后者側重宗教性道德（私德），認為對于私德不應過多干預，但是對于公德則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底線。這是對梁啟超“公德-私德”論述的轉換性“創造”和“建構”，根底里還是看到“公德意識”之缺乏，對于“私德”也不夠尊重。

然而，就本次“疫情防控”而言，對于整體國民素養表現，我們大約可以自豪的說，在“公德意識”方面，中國的國民是維持了自己的尊嚴和體面；當國外部分民眾抗議示威“隔離”干涉自由的時候，我們的絕大部分民眾，各行業、各階層的群體竟然能自覺的維護公共衛生與健康的相關規定，堅持“宅”在家里。自然，毋庸否認，確實有隱瞞不報的、有撕人口罩的，也有造傳謠言的，更有冒名詐騙的。但是，就國民全體之表現而言，大家能克服種種困難、種種壓力，宅于家中，遵守下至小區的管控、上自政府的封城，配合疫情的防控大局；于今看來，這是令人敬重的。

盡管，我們也不否認，防控初期，大家宅在家里是害怕被傳染，畢竟對病毒疫情尚未做到“知己知彼”，戴口罩更多是為了保護自己。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隨著疫情好轉，大家依然愿意堅持戴口罩、甚至克服種種壓力，配合防控安排，不得不說，這就不是“怕傳染”之一己之“私德”可以解釋，而是蘊含了整體國民素養的公德意識和對現代國家秩序、規范的尊重。若從“私德”考慮的話，很多問題解釋不通，比如封城舉措，對很多人造成極大的不便甚或傷害；再比如“宅家”舉措，剛開始大家或許還其樂融融，但是，堅持一個月以上，至今我們的孩子還在家里聽網課學習，這就不是“私德”可以解釋的，而蘊含了一種個人私德的自我克制和“公民德性素養”的自覺遵守，甚或說是一種責任倫理的體現。

很難說，“公德意識”是本次“疫情”帶來的，但是在本次“疫情”的考驗面前，國民的“公德意識”得以集中呈現，可以說是頂住了壓力，為自己贏得了尊嚴。甚至我們可以自豪的說，這樣嚴峻的“疫情”，國人的“公德意識”表現得不比任何外國公民遜色。這才是本次“疫情防控”盡管我們損失慘重，但是卻仍引以為榮的希望之所在。我們很難說百年前梁啟超對于公德和私德的論述是不妥當的，但至少可以說，經過百年來的文化重建，國民的現代素養在不斷提高，這是中國社會步入現代化并取得多年快速穩健發展的重要因素之所在。尤為要者，公德意識之外，學會了對他人“私德”、個體他者、不同聲音的尊重（盡管還遠遠不夠）。自覺帶上口罩，與他人保持距離，不僅僅是為了“防護自己”，也是為了尊重別人。對他者個體的尊重、對自我個體的善待（私德），才是“公德意識”最終得以養成的根源性因素之一。

二、建構自我與責任倫理

本次“疫情”之嚴峻形勢，讓大家站在了一起，下自偏遠鄉村上自一線城市，無論是生于斯安于斯的村夫野老還是游走世界各地的知名學者，大家終于有了共同語言，竟然可以開始討論共同的問題。在“病毒”面前，在生死存亡面前，大家終于站在了一起，不再有交流障礙。也正是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大家在重新找尋自我，突顯了自我對于陌生他者生死焦慮、死亡恐懼的擔憂和關心，對于遙遠他者尤其是逝者家屬身心靈健康問題的某種發自內心的責任。正是在這一“志愿者”行為中，我們看到了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拓展意義上的逐漸落實，并逐漸部分替代了“意圖倫理”的師心自用和華而不實。

盡管本次疫情防控，無論是管理階層、醫護階層、慈善援助方面都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醫護人員的職業倫理和責任意識，看到志愿者、慈善援助群體（包含國際援助）的使命感。對于這些各大媒體有著較為廣泛的報道。但是，我想提一下幾個不太知名群體的默默工作，比如說北京癌癥防治協會生死學與生死教育專業委員會的工作，他們默默地在嘗試處理“災疫帶來的生死焦慮”，開展了“生命文化講堂：災疫中的生死學”系列講座，無論是知名醫生（第一講）、生死學專家（第二講）還是生死教育專家（第三講），都在百忙中默默去為本次“疫情防控”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們也是“志愿者”，維護生命尊嚴、克服生死焦慮的“志愿者”。

我們確實是為了直接防控病毒，但是，最終是為了回到人的生命自身；包括那些感染者，我們首先應關注的是他的人，而非他身上的病毒；對于逝者家屬，我們不僅僅是要關注他的喪親悲劇，更要關心她的身心靈健康以及傷痛疏導。再比如“臨床與咨詢心理實驗室”團隊，他們側重于對本次災疫造成傷害的“心理輔導”和“哀傷撫慰”，我們無法得知到底會有多少人受益，但是，大家都在默默的做著。我們感慨于鐘南山院士那樣的權威，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大量各種群體、星羅密布于全國各地的那些默默的“志愿者”，他們甚至不知道誰會來聽、也不知道誰會來看，安慰了誰，又撫慰了誰。但是，依然那樣默默的做著，默默的討論著。

所以，武漢的朋友，盡管處于重災區，但是，真的有很多這樣默默的團體，默默的祈禱、默默的工作，我們大家都是“武漢人”。對于那些不幸遇難的朋友及其家屬，我們甚至不知道姓名，但是，大家在默默的為其悲歌、為其落淚。不僅僅是一種情感共鳴，更多是一種“倫理責任”，對他者的責任。他們竟然那樣沒日沒夜的討論著、開講著、發布著。或許，這次，我們大家真的站在了一起。并非人人都有機會去一線服務，但是，二線、三線這些龐大的默默無聞的服務者，在我看來是“責任倫理”的真實顯現。這是令人欣慰的。同樣也看到“中國倫理在線”刊發關于“應激性獎勵與公正”的文章，作者家人也是醫生，她對于給防疫醫護人員子女高考加分的舉措表示不同看法，去探尋“公正”問題，在我看來這也是可圈可點的現象。大家沒有沉浸于情感，而是嘗試去思考責任倫理的深層問題、公正的復雜性，不得不說這是令人感動的。

于個人而言，默默的志愿者、理性的反思者，他們的言行在建構自我；同時也在自覺重建對他者的責任。只是，僅限于人對于人的倫理格局是不夠的，我們當將目光投向“多元他者”。

三、對“多元他者”的尊重

本次疫情讓我們看到，不僅全國上下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乃至于“地球村”是個“人類共同體”；更讓我們看到人與自然、人與其它物種，甚或說人與超越者也是某種“共同體”。

本次“疫情”，自始至終都與“動物”有著某種千絲萬縷的關聯。因此，“疫情防控”自然不應限于“人與人”的關系，很自然要涉及“自然生態”乃至于“生物安全”。2003年SARS疫情之后，大家對果子貍不再有好感，本次疫情之始，我們便對蝙蝠表示不滿。但是，對于人與其它物種的關系終須重新審視，包括納入食材的物種，我們都需要重新考量。由其它物種而至于自然，我們應慢慢重新樹立對于自然的尊重。

借助已故哲學家沈清松先生的看法，他從列維納斯之“他者”概念引申出“多元他者”，我們不僅需要尊重作為人的他者，更需要尊重“自然層面”的他者，甚至是自覺建構對“超越性他者”的敬畏感。令人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倘若沒有對于超越性他者的敬畏，人是否會真正的堅守對于他人的尊重、對于自然的敬重以及對于自我的善待。對本次疫情反思的文章也出了不少，但是，或許限于漢語傳統思想語境的關系，很少有從“自然災難”與超越者善惡關系立論的。不過，我們可以問，缺乏這一維度，對于疫情的防控與反思，我們會不會遮蔽某種深層的關聯？而遺漏隱藏于理性自身的“病毒”？由此而來，對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自我的身心靈問題反而缺乏某種超越性維度的參照？

但是，無論如何，本次疫情帶來的巨大重創、傷害之外，我們應看到公民德性意識的呈現、對公共秩序的尊重與維護，對他者的責任與善待，對個體自我身心靈的均衡考量與重建，尤其是那些默默無聞“志愿者”的默默奉獻，應當說為國人贏得了人性尊嚴。

疫情終將過去，我們終將注目于小康社會共建，經過本次“疫情”的洗禮重創和慘痛教訓，我們自然不會止步于“耳目口腹之欲”的狹義建設，而會更多承繼上述之公德意識及其民眾的公意參與，注重對于多元他者的敬畏、尊重與責任，同時關注個體自我身心靈的平衡與塑造。基于此，我們將自信而又尊嚴地走出富有特色的“既中國又現代”的自由之路。但是，可能需要留意的是某種“反彈”：大家可以出門之后拼命地掙錢、拼命地游玩，克制之后對于利益、權力的角逐更加貪婪，這說明我們本次戰“疫”的深層失敗；作為生者，我們將愧對于那些來不及告別的“逝者”，以及兩個多月來大家的悲歌、熱忱與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