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人來說，我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小時代”，拒斥宏大敘事和崇高理想，沒有人類前途和家國命運的憂思；我們在意個人的感受和欲求，努力做好本職工作，努力追求自己的“小確幸”；我們甘于做平凡的人，不要求自己崇高，也不覺得這個時代需要彰顯崇高價值的英雄。或許，這恰恰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一個和平安定的中國。然而，“小時代”也讓一些人相信每一個人都平凡如己，每一個人都“只追求凡人的幸福”，甚至歷史上那些被我們稱頌為英雄的人也不例外。因此，他們不僅“去崇高”，而且否定崇高；他們不相信英雄的存在，甚至惡搞、詆毀英雄人物。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襲來，使我們每一個人直面病毒的致命威脅，也使我們每一個人置身于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疫”。看不見敵人，也沒有硝煙滾滾，但我們看到了沖鋒陷陣的戰士。他們是義無反顧奔赴戰斗最前線與時間賽跑、與死神抗爭的醫護人員，是堅守崗位、日夜奮戰的公安干警和社區工作者，是挺身而出、無私奉獻的志愿者、快遞小哥、餐館老板……他們用血肉之軀鑄就了阻隔疫情的堅強防線，讓我們見證了一種不只追求凡人幸福甚至舍生忘死的崇高。他們不就是展現“生活上的戰斗性和奮斗性”（賀麟先生語）的英雄嗎，不就是我們內心無法拒絕給予最高敬意的英雄嗎？如果沒有這些沖鋒陷陣的抗疫英雄，我們有可能取得今天的重大階段性勝利嗎？歷經這場戰“疫”，我們或許會更深刻地理解“歲月靜好，是因為有人在默默為我們負重前行”，會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需要英雄的時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對于那些否定崇高、不相信英雄的人來說，如果他們有足夠的反省和真誠，或許可以套用一個流行語說一句：“我又開始相信英雄了”。當然，他們還可能追問，我們究竟為什么要敬仰和稱頌英雄？

一個人成為我們心目中的英雄，首先是因為他的行為令我們心生欽敬，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那么，英雄的行為是怎樣的一種道德行為？現代道德哲學通常將道德行為分為必須的、禁止的、允許等三類行為。顯然，我們稱頌的“最美逆行者”，例如一個上海的醫生自愿申請加入援鄂醫療隊，其行為從道德上來說不屬于禁止的，也不是必須的，只能是允許的。然而，允許的行為，實際上也意味著道德上無足輕重的行為。1958年，英國哲學家厄姆森在《圣賢與英雄》一文中批評這種三分法存在明顯的缺陷，認為還有一種具有重要道德意義的行為類型。英雄的行為就屬于此類：它是道德上值得贊許的、有價值的；但又不是必須的，因為如果沒有做到也不必承受責難。在厄姆森這一觀點引發的討論中，英雄行為所屬的這一類道德行為，被稱為“份外行為”（supererogation）。由此，正如我們在羅爾斯的《正義論》中所看到，個人的道德行為可以分為這樣三種類型：人之為人所應當履行的自然義務（例如不傷害）；社會基本結構、制度性安排所確定的職責義務；職責以外可以自愿選擇做或不做的份外行為。羅爾斯解釋說，“誘人的份外行為也是屬于允許的行為一類，像仁慈和憐憫、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行為等等。做這些行為是好的，但并非一個人的義務或責任。”我們可以要一個人履行自然義務和職責義務，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譴責他沒有履行這些義務。但份外行為不是這樣可以強制要求的利他主義義務，從而更加顯現出道德上的自覺和崇高。從這個意義上說，醫護人員主動請纓、逆行援鄂的行動，就是自愿選擇了份外行為，或者說把份外行為當作自己的職責義務，從而呈現為英雄的行為。

但正如很多德性倫理學家所指出的，份外行為并不能完全解釋我們對于英雄的敬仰。道德上的肯定和贊揚，不僅來自于一個人的行為的正面評價，更有可能緣于其行為所彰顯的卓越品格，亦即美德。救死扶傷本來就是醫護人員的職責，那些不曾逆行的醫護人員只是履行職責義務，何以也成為我們心目中的英雄？對于大多數職業來說，履行職責義務意味著享有對應的權利，做好本職工作是追求個人幸福的組成部分。但對于警察、消防、軍人這樣的職業來說，可能需要犧牲自身的個人幸福甚至生命以履行職責義務。因而，一個人自愿選擇并且不懈堅守這樣的職業，本身就意味著需要時挺身而出的承諾和擔當，本身就展現出可嘉的勇氣。那些疫情期間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和逆行援鄂的醫護人員一樣是我們敬仰的英雄，因為在他們身上我們同樣看到了勇氣。他們最是知道病毒的致命危險，卻用堅守和逆行展現了抵抗痛苦的、危險的和恐懼的感覺的能力。這在德國哲學家包爾生看來是“尚武的勇敢”，“也許也是贏得人們尊敬的第一種德性”。不僅如此，這些堅守或逆行的醫護人員身上還展現了包爾生所說的“文明的勇敢”。它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反抗外部壓力、保持自我真純的力量，是“一種能平靜而堅定地反對使人服從于既定習俗和權威的任何企圖”；另一種是堅韌或堅持性，“是承受和持續地忍受為實現目標所必須的種種艱難和努力的意志力量”。勇敢就是英雄的美德。僅憑著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更何況醫護人員如此全方位展現了勇敢的美德，更何況他們所展現不只是勇敢，還有忠誠、大愛、樸實、團結、樂觀等美德。唯有捍衛住這些美德未來的生活才能夠免于恐懼而值得期待。

無論是份外行為的自覺擔當，還是卓越品格的真實彰顯，抗疫英雄是真正的英雄，值得我們敬仰和稱頌。然而，我們還是聽到了不一樣的聲音。比如，“從來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再比如，“哪有天生的英雄，只不過是一群孩子，穿上了一身戰衣，學著像前輩那樣勇敢”。更有評論文章直言，我們不應該自我感動地將醫護人員“英雄化”，不應該派發“英雄”標簽。這些聲音所傳遞出來的，顯然不包含任何針對抗疫英雄的惡意懷疑，而是提醒我們英雄不過是挺身而出的凡人。即便那些醫護人員已經是我們稱頌的抗疫英雄，我們還是要看到他們作為凡人的那一面。這是不難理解的。英雄有錚錚鐵骨，但也是血肉之軀。如果把抗疫英雄只是當作英雄，把稱頌和贊揚當作對待抗疫英雄的最好方式或唯一方式，那么，他們是否被推向道德高地，從而開始承受一種要求他們把份外行為當作職責義務的壓力？我們是否會以我們期待的英雄形象將他們“臉譜化”，從而疏忽甚至否決他們作為普通人的情感表達和權益訴求？

抗疫英雄的出現以及由此引發的致敬和討論，使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英雄和凡人之間的距離和關系，似乎也使這個時代正在見證和經歷一種英雄觀的嬗變。我們崇尚英雄，也禮敬英雄。湖北武漢疫情持續好轉以后，各地以最高禮遇最高規格歡迎緊急馳援的抗疫英雄回家；4月4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各界民眾肅立默哀，深切緬懷戰“疫”中犧牲的英烈。抗疫英雄是真得英雄，他們值得致敬，也需要愛護。因而我們也看到，一些地方為一線醫務人員提供安靜舒適的休息場所，為他們開展心理健康評估和日常心理疏導；各地像對待親人一樣安排最好的療養場所、最營養的特色美食迎接歸來的抗疫英雄。確實，在英雄和凡人之間，不只存在一個非此即彼的選項。對于危機關頭、重要時刻挺身而出的英雄，我們有意愿、也有必要把英雄當作英雄，致以最高的敬意和尊崇；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也應該把他們當作凡人，給予最深的理解和關愛。在英雄和凡人之間，存留一個寬厚的“回旋之地”也是必要的。這對英雄來說是存留追求凡人幸福的道德空間，對我們來說是存留成就凡人之英雄時刻的道德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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