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次重要檢驗。針對疫情防治中呈現的一些新現象、新問題，社科理論界積極發聲，貢獻屬于學人的智慧和力量。本著”思想溫暖學術，學術關懷現實”的辦刊理念，上海市社聯《探索與爭鳴》編輯部于今年1月28日在全國社科學術界，率先推出“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野下的抗擊新型肺炎”主題征文。此次征文獲得學界積極關注和支持，截至3月12日，共收到論文1500多篇。為更全面呈現人文社科學者對抗疫過程的思考，《探索與爭鳴》與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思想匯”合作，從征文中選取部分文章組成“抗疫論”專欄予以刊發，希望引發更多思考。

疫情期間，關于疫情防控、健康衛生、經濟社會等各類謠言在網上滋生，降低了權威信息的公信力，增加了民眾的焦慮和恐慌心理，對疫情期間的社會秩序造成危害。那么，網絡謠言為何能輕易獲得信任？如何進行有效的網絡信息治理？

建立“一核多元”的網絡宣傳主體結構

網絡謠言之所以能迅速在網絡空間中傳播，并獲得民眾的關注，不僅和網絡技術的逐步成熟、網民數量的急速增長有密切關系，也同網絡權威結構有關。

韋伯在探討現代社會轉型時，區分了三種權威類型，即“傳統型”“魅力型”和“法理型”權威。“傳統型”權威，由傳統沿襲下來的風俗習慣和倫理道德保障其合法性。“魅力型”權威，由“特殊的人格品質”來保證其合法性。而“法理型”權威以目的合理性或價值合理性等理性認同維系其合法性。當下中國的網絡社會也可以適當借鑒這種劃分，分為以官方媒體為代表的“法理型”權威和以社會團體、網紅等意見領袖為代表的“魅力型”權威。

“法理型”權威，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網絡中的虛擬主體，以及中央和地方主流媒體的虛擬主體。官方權威的“合法性”，一方面來源于長久以來中國社會對官方權威性與生俱來的傳統意識，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對官方信息可靠性、科學性的理性認同。但隨著各種信息渠道的多元化，當民眾在官方媒體渠道無法獲取更多所需的信息，同時又對疫情以及現實壓力感到恐慌，就會通過網絡上其他虛擬主體獲取信息。如果應對不當，可能引發政府公信力降低，造成民眾群體性恐慌和非理性行為等社會問題。

“魅力型”權威，在網絡社會中指那些依靠人格魅力贏得受眾，并掌握一定話語權和網絡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其典型代表有兩種，一種是以民間社會團體、企業為背景的新興大型網絡平臺；另一種是“網絡紅人”，包括高關注度的微博大V、微信公眾號，豆瓣、知乎等網站大牛，抖音、快手、騰訊微視等短視頻平臺的人氣主播等。由于其服務性的信息投放理念和個性化的信息呈現方式，這些“意見領袖”成為網絡社會的“魅力型”權威。

網絡謠言的基本載體是各類形式的信息。因此，網絡辟謠的關鍵是信息控制。當下，應以官方媒體等法理型權威為核心，以新興網絡平臺、網絡紅人等魅力型權威為補充，建立“一核多元”的網絡宣傳主體結構?！耙缓硕嘣钡暮诵氖且怨俜矫襟w為代表的法理型權威，由這類網絡主體發布權威信息，并通過行政渠道、市場化渠道等多種方式，將信息迅速傳導至其他網絡權威主體。

網絡信息治理的基本策略

破除網絡謠言，根本是要回歸多元網絡主體的協同，通過多種宣傳教育手段相互補充，優化網絡共生關系，使網絡謠言不攻自破、無所遁形。

（一）宣傳主體協同

官方媒體在承擔重大疫情宣傳教育主導性角色的同時，必須和網絡平臺、“網絡紅人”等魅力型權威形成角色協同，以期達到良好的效果。

在重大疫情的宣傳過程中，作為法理型權威的官方媒體，核心的角色規范是提供絕對真實、權威的信息。稍有差池，就會違背民眾對它的社會期望，從而產生“角色失范”。因此，面對網絡謠言，官方媒體應該以事實為依據，通過科學化、規范化的文本語言形式，對網絡虛假信息予以澄清，力求言簡意賅、無懈可擊。

作為魅力型權威之一的專業性網絡平臺，其核心的角色規范是提供專業化、體現平臺特色的信息。因此，需要在官方文本的基礎上，發揮其大數據分析和用戶數據積累的優勢，有針對性地對各類民眾進行文本語言的轉化，以民眾能夠接受的信息載體、語言形式對官方文本進行拓展性說明，方便民眾領會和理解官方媒體的話語內涵。

作為另一種魅力型權威的“網絡紅人”，其核心的角色規范是個性化、生活化的信息供給。除了對網絡謠言進行真實性、科學性等信息層面的辟謠之外，還可以通過富有魅力甚至獨具個性的社會表演，安撫民眾恐慌情緒，紓解網絡謠言造成的心理壓力。

（二）信息資源整合

信息資源是網絡共生的核心要素，是維系網絡宣傳主體與民眾的紐帶。所謂信息資源的整合，主要指不同宣傳主體提供的信息資源互相之間形成配合。尤其在網絡辟謠過程中，要提高信息整合質量。

其一，是權威信息源的一致性。信源的可信度，很大程度影響了民眾的信任度。研究指出，辟謠的過程，一般經歷普通網民發現謠言—專業性團隊批駁謠言—傳統權威媒體終結謠言三個基本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專業性團隊作為辟謠的中堅力量，針對謠言做出科學、全面的解釋，是辟謠是否有效的關鍵。因此，在多元協同的網絡辟謠過程中，維護信息源的一致性，是辟謠信息本身權威性、科學性的保障。

其二，是多元信息的互補性。網絡謠言往往產生于官方信息的“未盡之言”，也就是謠言相關問題在權威信息中說法模糊的部分。消除謠言，就要將官方信息的“未盡之言”通過多個渠道說盡、說透。一方面，可以通過官方媒體多階段發布，對整體情況進行逐步補充說明。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采用不同方式將謠言相關主題的證據進行補充發布，形成“無影燈效應”。

（三）信息溝通有效

網絡權威的“一核多元”結構，決定了網絡宣傳要想有效，需要多元化的網絡宣傳主體，并與民眾之間形成有效的溝通和理解機制。如果說權威專家、官方機構的信息屬于“科學世界”，那么民眾所能接受的信息則屬于“生活世界”。如何構建“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的橋梁，使官方信息通過有效溝通進入民眾生活，使民眾更好地理解呢？借鑒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理論，網絡信息治理的方式應當符合“真理宣稱”“真誠宣稱”和“正當宣稱”三準則。

其一，是權威信息的及時性與全面性。有效溝通的基礎，是信息的客觀性與表達的真切性，這符合“真理宣稱”和“真誠宣稱”的原則。作為法理型權威，尤其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專業性團隊，是網絡社會中民眾最為信任的信息發布者。網絡辟謠的關鍵性過程，就在于第一時間呈現“被認為真實”的信息，做到及時發布，緩解民眾的恐慌情緒。同時，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要實時更新和發布可靠的研究成果，消除民眾的顧忌心理。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國家衛健委、相關研究機構通過各種網絡渠道，發布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病理分析成果，并提出較為明確和有效的疾病預防措施，對防止疫情擴散、穩定民眾心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其二，是傳播手段的多元性。信息傳遞要能夠得到他人的理解和領會，需要遵循一般傳播規律和語言規范，這是“正當宣稱”的要求。有效的溝通，關鍵在于網絡宣傳主體放下身段，主動與民眾溝通，進而構建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溝通機制。疫情事關生死，民眾迫切希望能及時掌握有效防治新冠肺炎的權威信息，對政府抱有強烈的期待。在這種情況下，利用各種傳播渠道的特點，輔以有效的傳播手段，滿足民眾對疫情防治信息的需求，通過宣傳使民眾了解疫情范圍、危害程度、防治措施等信息，是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重點。

此次疫情中，為應對網絡謠言造成的負面社會影響，各類網絡權威主體發揮自身優勢，通過不同的方式進行網絡宣傳，恰如其分，各司其職，發揮了各自應有的功能。作為法理型權威的官方媒體和專業機構，以嚴謹的科學研究、規范的信息發布穩定人心，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各大新興網絡平臺，以較為生動的敘述、貼近生活的網絡語言，拓展了民眾對疫情的理性認知。此外，一些網民通過自媒體方式，展現了疫情嚴重地區的一手資料，使民眾對疫情有了直觀的認識，消除了過度緊張心理。舉國上下眾志成城、抗擊疫情的感人畫面，通過網民的個人視角表現得淋漓盡致。

總之，多元化的信息傳播，旨在構建一個有效溝通的“理想溝通情境”，提升宣傳的權威性，實現及時有效溝通。網絡信息的有效治理，起到穩定民心、安撫人心的作用，更在全國上下凝聚起共同打贏疫情防控戰的信心和決心。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講師、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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